《音像世界》2006.6期有一个专题,专门谈朋客。其中一部分是在中国拍了几群不太像人的人(当然也有个别还比较正常),说这是朋客的场子;又弄几个人自称朋客,天南海北胡吹一通,颇有自我标榜的意味。我认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就叫装B。
中国有没有朋客?要我说,答案就像同秃子头上的虱子,太显然了——当然没有!
朋客是什么,对于所有观念史中的概念,下个具有高度完备性的定义几乎不可能。但大体上,可以认为朋客就意味着:反体制、反传统。
但是,反体制,反传统自古就有,任何一个时代总有些稀奇古怪的人物,说个不太贴切的,儒家、道家、墨家,它们三者就是“互反”的(当然对于传统这方面可能还谈不上“互反”)。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吹捧者和支持僭主的政客,它们就是“互反”的,从各个城邦被驱逐的思想家,几乎个个都是因为反对本城邦的体制和传统而获此殊荣。但显然,你不能说朋客这破玩意儿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一个观念、概念或者标签,总要将它放置于自己的时代加以考察才有最大的价值。
我们看看西方朋客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一般认为,朋客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从六十年代至于七十年代前期,是朋客的萌芽期,或准备期。
六、七十年代的西方人都在忙什么东西?现代派已经产生,再往前十年的时间里,乔伊斯的意识流(《芬妮根守灵夜》)、贝克特的荒诞主义(《等待戈多》)已经流行起来,乌托邦的观念已经彻底被奥维尔的《1984》给毁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已经在他死后出版,海德格尔德存在主义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圈子迅速扩张,大量的书籍、杂志、电影和新观念风起云涌。“愤怒的青年”这一称号在英国已流行了快十年,1956年奥斯本《愤怒的回顾》就对这个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抨击。
六十年代的青年大学生们,内心忧伤,面对一个充斥着怀疑和不安的社会,一场针对资本主义的反派正在酝酿,几乎每个人的都看过关于“切·格瓦拉”的话剧,很多人口袋里揣着《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和马尔库塞的《单面人》。1960年,英国法庭判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并非淫秽之作,大量色情文学倾闸而出,这一时刻,所谓性革命与摇滚乐同时爆发了,永远光芒万丈的“披头士”诞生——这支乐队在当时被中国官方称为“男士爵士四重唱”。
马克思主义(经过修正的,或者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问题正在冲击着每一个有头脑的年轻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尔库塞领导了思想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从而腐蚀了工人阶级。官僚主义、技术社会、消费主义都是重点批判的对象,更主要的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矛盾:物质上的成功打破了社会纪律,造成了个人意识极度膨胀,而同时它又采用顺从观念和官僚体制来约束人们。
英国的著名的“体制外革命”应当追溯到1969-1961年核裁军委员会组织的抗议活动,意在让英国销毁核武器,在冷战中保持中立。欧洲大地充满了几乎200年来西方所有的激进思想: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存在主义,这一切导致了学生运动的爆发,并在1968年达到高潮,学生们期待能够推翻既定秩序,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朋客的策源地之一英国,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大学生,因对工党政府的失望,在1967年“静坐抗议”。同时,亚斯贝斯正在德国发表一篇长文攻击资产阶级价值观。
女性主义革命开始兴起,而在五十年代,妇女问题还不存在。
文艺界开始流行是用禁忌字眼和表现禁忌的行为来取得令人震惊的效果,作家,尤其是剧作家热衷于此。什么石头砸死婴儿、活活烧死士兵、包括鸡奸在内的各种肆无忌惮的性交场景以及各种变态的性行为,活跃了伦敦的戏剧舞台。甚至在1969年,自由主义的《纽约时报》都忍不住评论道:“这种毫无理由地追求震撼效果的冲动……注定要在彻底厌倦之中走向自身的反面。”
这这一背景下——对社会的全面批判和反动的背景下,朋客诞生了。一群小青年开始穿上皮衣、皮靴,弄个刺头,去听一个叫做“性手枪”乐队的第一次正式演出,其后,“朋客”这个词传遍了全球。美国人玩朋客似乎更早一点,但同样在七十年代兴起的“雷蒙斯”成为朋客中不可超越的经典,皮衣、带着洞的牛仔裤,带上一个墨镜就可以去演出了,尽管他们当时买不起一个琴套。
没必要将众多的朋客乐队列个表写出来,重点是我们要弄清楚它们是如何发生的。
而到了八十年代,很多人认为,朋客运动已经结束了。不能说这种提法没有道理,至少朋客已经全面衰落,因为反叛与反动的时代已经结束,八十年代的主义是“解构”,已经离“反动”很远了。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全面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的时代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喧闹、狂躁、甚至很难说有什么音乐美感的朋客能够在“反体制、反传统”的旗帜下蔓延开来,同时为什么他们总是伴随着毒品、性滥交、犯罪、自杀甚至是精神病。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在伟大的东方,在中国,突然兴起了“朋客”,甚至到今天还有一些完徽幢叩娜俗猿婆罂停馑坪鹾苤档醚芯俊?
问题是,他们凭什么成为朋客?他们为什么成为朋客?
美国老牌朋客乐队“传声头像”的创始人韦茅斯和弗朗兹有一个很好的判断:“真正的朋客就不应该模仿,不要抄袭,今天的朋客已经不是朋客,也许朋客在迪伦·雷蒙斯死的那天就死了。”
毫无疑问,朋客必须是独立的,只有对社会全面反叛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朋客,他应当就像笛卡尔那样首先假设着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存在的那样,用全然属于自己经验去判断整个世界,他不属于听众,不属于唱片公司,不属于出场费,不属于别的什么朋客乐队,他的叛逆是彻底而不含糊的,他从不自己所反对的东西站在同一层次上,他从不实践那些他所反对的东西。
而在中国,我不知道这些所谓玩朋客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反叛,他们在针对何样的传统做出抗争?他们的哲学是什么?他们的实践又是什么?他们谈到了政治了么?他们谈到了社会与伦理了么?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用个莫西干头来标榜自己是朋客?为什么没有长相很正常的朋客?
何勇说他是个朋客,而且他不装B,从来不掩饰钱就是很重要。何勇我还是很喜欢的,但他这时候如果不是在装B,就是无知。中国当前的价值观念就是金钱至上,彻底的价值一元论,几乎一切社会资源、声誉、权力、物质享受都可以通过钞票来购买。这是典型的在上世纪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异化”,既然你成为金钱的奴隶,你还有什么资格谈反叛?你难道是在反叛你自己么?——确实如此,他也只好自称是个“退休的朋客”。但是他清醒地知道中国的朋客在干什么:“老说摇滚之王、朋客之王,我看是王八的王。其实在摇滚圈里的这些人,都是被色所好,被淫所乱。”这才是真心话啊。
汪民安不过是对学术圈子的老家伙们不服气,没有按照我们的习惯至少在表面上对权威表示尊重,居然就被提升为具有“朋客”气质。这个说法充分体现了朋客商业文化特质,符号消费而已。反权威多了去了,哪个高校没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年轻教员?小汪做得很好,没有被商业文化所蒙蔽:“这些名称(朋客)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只看这个东西这个人这个事情有没有意思,不管是什么标签。”
春树蹦出来,大喊着“我是一个不愿暴露身份的朋客”。无知和可笑往往混杂在一起,你还不如说你是一个不具备男性生殖系统的男人。“不愿暴露身份”是什么朋客?你的精神气质从哪里散发出来?表达的欲望都没有,不要说朋客,甚至连摇滚都没资格谈。
只有中国第一只全女子朋客乐队“挂在盒子上”成员之一,王悦,冷静地看到了朋客的实质。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只要他/她不陷入狂热,他/她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我不是朋客,朋客在我脑子里就是一种音乐形式,所以我不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曲解朋客,用朋客的帽子为放纵自己的行为(毒品,滥交)找理由。”
非常正确,朋客到今天,已经只能成为一个“音乐形式”了,它的精神气质已经死掉了。一个时代有她独特的、具体的产物,朋客就是。整个社会全面、深刻、但伴随着混乱和非理性的反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中国的朋客,不过是是一种生活方式上的放荡,甚至不如说是堕落,这些所谓的朋客们,不过是因为懒惰、偏执或者人格异常,而去追求享乐了小混混罢了。另一方面,工业化的背后,是商业利益,以利益为唯一导向市场经济的本质,当存在利益时候,我们需要指称某某是朋客,但这与三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朋客运动已经无关。
垮掉的一代已经不是当年因为愤怒和叛逆而垮掉的一代,精神世界已经不存在,一切都围绕物质享受,利益才是关键。反叛已经不是为了反对,而是为了追随——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典型的现象。
金斯伯格退隐江湖已经好多年,因为今天已经不是他振臂一呼就会有人响应的时代了。你还来什么虚的?江core,胡哥,不是一直教育我们要与时俱进么?伪朋客们根本没有领会.
中国是否不可能出现朋客?答案是否定的.到了该它出现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或许到时候也许不再叫做“朋客”,而是别的什么词了,而且它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不再是朋客,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背景,新的关系,新的世界。
再见,光荣的朋客时代!再见,可笑而猥琐的伪朋客们。